老谢锐评:地摊经济重燃 背后的逻辑与思考

 

     5月28日央视发布了一条消息: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促进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而总理在6月1日上午考察山东烟台时指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

 

     城市病与就业压力

 

     近年来,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中国一些超大城市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推进人口疏解工作。相对应的现象是,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速开始放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政府开始想各种合理合法的“政策”让常驻人口一点一点慢慢减少流出。比如,北上广当地政府疏解了很多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在上海关停了高污染、高风险、高能耗、低产能的企业,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被“调整”。而严格的落户政策,也让部分外劳人员选择离开。

 

     北上广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一定政策,把高学历的人才留下来,而将人力资本较低的人口疏解出去。然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采访时说:“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可见,专家并不赞同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不过,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却实际上存在着,比如,落户打分、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大城市病。

 

 

     我们国家多年来一直在着力解决二元结构的矛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遭遇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病严重,出行、就医、教育、就业等环节矛盾重重,社会戾气日积月累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隐患。早在2016年北上广等特大型城市纷纷提出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规划目标: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广州提出适度控制人口规模。以上海为例,这几年通过行政手段使得部分产业外迁、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限制外来人口流向上海、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对目前已经在上海的外地户籍常住人口的人口结构进行置换。

 

     中国有着长期的二元人口政策,在农产品低价格、工业产品高价格的剪刀差下,中国大城市长期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吸取农村利益,农民经济利益受损。于此同时,严控人口流动,人口更低的密度都导致了更低的权利。当下中国激进地治理大城市病的本质,是城乡权利的二元分化。只有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政治上不平等的状态下,大城市病才会被视为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推出激进政策。反之,则会被视为成长中的烦恼,态度会更加温和,印度与巴西的贫民窟,美国的黑人社区,都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改革成果,纠正着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

 

     一位住建部原领导就发表过“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的观点,引发舆论争议。当大量仅有低素质劳动技能的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因缺乏技能,没有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工作岗位档次低、收入低,他们往往聚集在相对廉价的地段,长期下来,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贫穷的生活区域。虽然中国没有贫民窟,只不过由于严格的市容约束,很多人住在北京唐家岭那样的某种程度上的贫民窟,甚至“很多人常住热力井下”。低端人群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不过,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窟却是正面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这里生活,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一方面是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另一方面是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下,今年一季度经济活动几乎停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今年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特别是后期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重点群体,比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仍比较大。

 

     老谢无数次在文章中提到,任何一国政府最关心两件事:通缩与就业。而这两件事又息息相关,经济衰退引发通缩预期,企业负债高企招工需求低,就业形势堪忧。对于中国来说,就业压力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新冠疫情持续发酵的宏观背景之下。出口行业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也在逐年下降,而消费因为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中国需要走出一条能替换传统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来,不过当务之急稳就业成了先行指标。

 

     纺织服装行业度日如年

 

     中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是以纺织、轻工和服务业为主,这些行业对于带动就业贡献巨大。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带动就业传统行业依然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在出口行业中,纺织服装占到了,而地摊经济主要以小商品为主。今年一季度,我国纺织服装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15.3%,占到了整个出口额的17.9%。而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6.4%。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0.7%。海关总署4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3月进出口总额9432.2亿美元,同比减少8.4%,其中出口同比减少13.3%,进口同比减少2.9%。专业商贸杂志《焦点视界》对全国203家外贸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5.6%的企业表示疫情对自身影响较大,面临部分困难,目前勉强维持经营。新冠疫情“黑天鹅”重创各行各业,当全球的商贸和物流停摆,外贸行业也不可避免沦为重灾区。东莞、宁波等城市受重创,事关2亿人就业问题。

 

     库存积压,订单取消,外贸企业度日如年,如何清理库存,带动市场就成了企业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数据来源:中州期货研究所,赫桥财经,Wind数据)

         如上图所示,中国纺织品服装内销比例逐年上升,而出口则放缓。

 

 

     为什么是“摆地摊”?

 

     小商品是中国出口商品中主要基石,而小商品也是地摊经济的主要售卖对象。除饮食外,服装、鞋帽、儿童类玩具、小饰品、配件和日用百货都是地摊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既然出口不行了,那么如何提高内需就成了决策需要考虑的问题,地摊经济由此重燃。如文章一开始总理所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地摊经济不但能带动一部分低技能人群就业,又可以帮助企业盘活库存,让市场更加活跃。货币的价值在于其流动性,那么商品的流通效率的高低也能决定经济的走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摊经济”,虽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同时也难免与假冒伪劣、脏乱差和不规范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如今国家倡导垃圾分类,地摊经济势必对环境市容构成威胁,这也是后续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地摊经济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经济要长期向好,还得依靠高端制造和服务升级来带动。尤其是对于一些特大型城市来说,好不容易整顿了2年的市容环境,这又要变成往昔脏乱差的样子,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因此,老谢认为“摆地摊”这事,可以有。但想靠摆地摊发财,对于普通人来说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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